中国式民主的文化基因******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作者：吴庆华（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研室主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既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推动和拓展了中国式民主，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为在新时代新征程更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提供了强大理论支撑和坚实制度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时指出，“美国有美国式民主，中国有中国式民主，都符合各自的国情。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基于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体现人民意愿，我们同样感到自豪”。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注重吸收其中的精华，是一百多年来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式民主的强大文化基因。正是因为传承了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汲取了5000多年中华璀璨文明形成的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中国式民主在中华大地展示出强大生命力，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独特优势。

　　上海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订草案）》意见征询座谈会。新华社发

　　一是天下为公。《礼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强调以天下为己任、公而忘私的价值理念，崇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正是因为有天下为公、大同思想的深厚沉淀，有历代先贤家国同构崇高情怀和利济苍生高远志向的传承，马克思主义作为人民的理论，才得以迅速在中国找到契合点，指引中国共产党人确立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将“天下为公”的传统精髓，凝练升华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根本理念。

　　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反复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经过长期不懈的探索和实践，建立了一套系统完备、行之有效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坚持人民既是民主制度的设计者、民主过程的实践者，又是民主权利的享受者、民主成果的受益者；坚持由人民选举，由人民协商，为人民服务，受人民监督，对人民负责，保障国家权力不是为少数人服务，而是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服务，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包含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社会民主、基层民主、公民民主等民主政治的全部要素，涵盖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主过程的一切环节，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安排，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人民谋幸福，把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价值遵循，真正把执政为民在阶级立场、执政理念上落地生根，确保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二是民为邦本。“民为邦本”，出自《尚书·五子之歌》，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从孟子“民为贵”到唐太宗“君民舟水说”，民本思想在数千年政治实践中成为重要准则。历史的发展也验证了“民为邦本”的历史规律，《群书治要·春秋左氏传》总结：“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确立了无产阶级的群众观点，形成了根植人民、依靠人民的鲜明政治品格和群众路线，正确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找到了革命取得胜利的主要依靠力量，带领人民、依靠人民，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依靠人民执政的过程中，我国人民主体的民主政治制度不断完善，从边区革命根据地的“豆选”，到1953年我国选举法的施行，到新时代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都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的本质和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民主的伟大实践，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建设者、参与者、维护者和最大的受益者。

　　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紧紧依靠人民，是我们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并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法宝。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以大团结大联合来完成历史使命，牢记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好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激发全体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力量。

　　三是任人唯贤。从孔子描绘“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时力主“选贤与能”，到孟子提出“选贤使能，俊杰在位”，从“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事业成败，关键在人”的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在制度层面上，从先秦的举荐制到汉代的察举制，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到隋唐后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选拔真才是中国传统政治治理的鲜明特征。

　　我们党继承中华民族选举贤能的优良传统，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和组织体系，不断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选贤任能制度，为党和国家源源不断输送人才，为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向前推进提供强大动力支持。经过长期实践，我国已经把“选拔”和“选举”较好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能够致力于民族长远和整体利益的领导团队和梯队。领导干部的晋升大都经过大量的基层锻炼，经过不同岗位的工作实践，经过包括初步考察、征求意见、民调、评估、投票、公示等一系列程序，最后才能担任关键职务。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批经验丰富、德才兼备、奋发有为的同志进入中央领导机构，充分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兴旺、充满活力，也是中国式民主在新时代的又一次伟大成功实践。

　　与西方的选票政治相比，中国的民主选举能够选出政治过硬、能力出色、清正廉洁、民望很高的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具有高度的政治忠诚、坚定的理想信念，有在中国社会各领域主持工作的丰富阅历与经验，取得突出政绩赢得了人民的拥护，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导力量。在许多西方国家，多党民主制度早已演变成一种“游戏民主”，其所谓的民主仅仅体现在投票环节，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在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这种没有选贤任能理念的“游戏民主”所产生的领导人能说会道者居多，能干者极少，且无法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

　　四是和合之道。中华文明连绵发展数千年，主要不在血脉认同，而在文化认同，特别是和合文化。“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天下一家是中华民族信奉的价值准则。在国家关系上，中国讲究“胸怀天下”，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和合”的核心要义是“和而不同”，讲究“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合之道，是中国人几千年探索形成的处世之道，不是对抗性政治，而是合作性政治。中国古代政治家晏婴说的“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指的就是和合之道，这与西方崇尚“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同。我国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最大限度地包容吸纳各种诉求，有力促进求同存异，让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大家的事情大家做主，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在西式民主陷入制度困境，竞争性选举暴露的冲突、对抗、分裂等问题积重难返的同时，以包容、和谐、共识等中国智慧构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迸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我国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10年，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充分彰显了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政治性、科学性、开放性，成功给出了破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中国方案。

　　五是务实重效。中国古代“修齐治平”“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等思想理念典型地体现了儒家重实用、求实效的价值取向。这些都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论高度契合。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评以往认识与实践的分裂时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说明“知行合一”既可以作为道德哲学，用以修身立德，也可以作为治国理政中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务实重效、知行合一的文化基因，反映在政治实践中就是崇尚务实、不好空谈，形成效果导向的政治文化、政治心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关于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八个能否”的衡量标准，关于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四个要看、四个更要看”的审视尺度，这是中国务实重效文化传统的深刻体现。我国通过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能够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诉求，有利于实现个人与集体、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领导与群众、民主与法治、纪律与自由、权利与义务的有机结合，形成全党全国的统一意志，有效整合社会资源，高效率地贯彻执行，避免各种掣肘和牵扯，避免“低质民主”现象，这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重要制度密码。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在中国式民主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党通过不断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政治参与形式，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新时代10年，我们党经受住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深刻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充分证实了中国式民主的真实高效，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的最大优势，也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大优势。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紧跟核心，始终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中国式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9日 06版）

中央财政下达125亿元保费补贴——农业保险为乡村振兴护航******

　　日前，财政部向有关省份、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达2022年第二笔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预算。此次下达保费补贴金额达125亿元。截至目前，中央财政已向各地及中央单位下达2022年保费补贴309亿元，其中包括特色奖补金额达到59亿元。

　　近年来，农业保险持续扩面、增品、提标，在保障粮食安全和服务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来自中国银保监会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农业保险承保主要农作物面积达到21亿亩，约占全国播种面积的84％，承保农作物品种超过210种，基本覆盖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和糖料、油料、生猪等主要大宗农产品，为服务国家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重要保障。如何进一步促进农业保险规范经营、优化服务、提升效率，加快推进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三农”事业，是保险业正在着力攻克的课题。

　　增强农户生产信心

　　早在2019年5月，中央深改委就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标志着农业保险迈进了加速推进高质量发展新阶段。2020年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业保险市场，为农户提供风险保障从2012年的0.9万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4.7万亿元，近10年年均增长率为20.2%。

　　从去年起，黑龙江有不少种植户选择将玉米改种大豆。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黑龙江省大豆播种面积7397.5万亩、同比增长26.9%，总产量190.7亿斤、同比增长32.6%，均创历史最高纪录。

　　在黑龙江大豆种植取得丰产增收的背后，离不开高保障的大豆保险对调节农业种植结构起到的示范作用。作为我国最大大豆产区，黑龙江为促进大豆产能提升，聚焦“稳粮扩豆”，提升大豆保险覆盖率，落实大豆完全成本保险惠农政策，推广大豆“保险+期货”模式，为广大豆农提供高质量保险服务，为大豆油料扩种提供坚实的风险保障。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2022年黑龙江推进完全成本及种植收入保险由2021年的5个县区扩展到60多个县区，取得了由点到面的突破性进展。与此同时，黑龙江大豆保障程度也由每亩200元提高至超600元，提升超过3倍。在此过程中，大豆完全成本保险的知晓度和接受度大幅提升，不少种植户看到了扩种大豆的可观保障。有农户表示：“现在种大豆补贴挺多，有国家给的大豆轮作补贴，还有大豆完全成本保险保障兜底，所以全部将玉米改种大豆了，也是为国家作贡献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近年来，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持续、大力的补贴之下，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的风险保障作用在不断增强。2022年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已经实现13个粮食主产省份826个产粮大县全覆盖。

　　“从实际效果来看，当农民遭遇自然灾害等意外造成的损失后，农业保险确实能够起到对灾害损失补偿的托底作用。”对外经贸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何小伟表示，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持续提标扩面增品，在保费规模、覆盖面、保障水平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现在发生灾害后，大家首先会追问农业保险能赔多少，这表明地方政府和农民已经对农业保险的保障作用产生共识。不过，农业保险仍有必要进一步扩大险种覆盖面”。

　　值得一提的是，财政部早在去年11月份就已提前下达了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2023年预算指标。“很快很早，这是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做出的重大改变，往年都是下半年才支付。目前，保费补贴的第一批资金已经提前下拨到各省，这是非常好的信号。”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农村保险研究中心副主任任金政向记者表示。

　　科学把握政策边界

　　我国的农业保险以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主，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主要目的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业保险并不是纯粹的商业保险，它也是一种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工具。”何小伟表示，要促进农业保险的规范化运作，就必须明晰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

　　“从近年来各地的实践来看，农业保险领域的虚假投保、虚假理赔、套取财政补贴等事件屡屡出现，成为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中的一个顽疾。”何小伟认为，随着农业保险向纵深发展，业务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现有的法规和文件在厘清政策性农业保险领域的政府与市场边界问题上仍有待细化。

　　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发布的《中国农业风险管理发展报告（2022）》显示，我国针对农业保险发展的财政保费补贴无法做到覆盖全部的农业生产，目前三大作物的覆盖率超过70%，而其他作物不足20%。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各地积极发展特色农产品，带动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但是这些与农民增收密切相关的特色农产品保险业务开办不足，且地方财政的保费补贴缺乏，导致部分特色农产品未能进入政策性农业保险范围。

　　农业保险的承保要求地方财政配套，只有在地方财政配套到位的情况下，中央财政才予以支持。“当前我国省际之间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对各省份农业生产所发挥的风险保障作用存在着较大差异。一些中西部省份又是农业大省，地方财政难以匹配农业保险的补贴资金，导致农业保险业务规模受限。虽然目前财政补贴政策已对中西部地区有所倾斜，但仍不够精确。”何小伟说。

　　此外，我国农业保险尚未形成完整的大灾风险分散机制，保险业在巨灾风险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任金政认为，这可能导致有的保险公司在做业务时畏手畏脚，也不利于防范系统性风险造成的冲击，因此我们需要继续完善大灾风险分散机制。

　　为使我国农业保险有稳定可靠的风险分散制度保障，2020年经国务院批准，由财政部牵头组建的中国农业再保险有限公司成立。作为我国唯一的专业的农业再保险公司，中国农再推动建立并统筹管理国家农业保险的大灾风险基金，并致力于加强农业保险数据信息共享，承接国家相关支农惠农政策。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在此之前，我国只有初步建立的公司级别大灾风险准备金；而在有了政策性的农业再保险和国家“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基金”之后，我国农业保险经营的许多后顾之忧将得到解决。

　　全力服务乡村振兴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农业保险的内涵和功能已从传统意义上狭义的农业生产，扩展到了农业、农村、农民等诸多方面。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农业保险在助推农业现代化、防止返贫、提升乡村治理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落实产业帮扶政策，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农业保险的服务对象和内涵会不断扩大，原来主要是大宗农产品的保险，而未来对‘土特产’保险的需求会加大，因为‘土特产’具有较高附加值，对提升农民收入、促进共同富裕具有更加明显的作用。”此外，任金政还认为，未来针对耕地地力、高标准农田等方面的保险，以及对林业碳汇、环境责任等方面的绿色保险也会有所增加。

　　“农业保险服务链条还将不断延伸。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涉农产业对保险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农业产业从种养、初加工到深加工等均面临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的影响，基于产业链延伸的保险需求会增加。”任金政说。

　　现代农业保险发展也离不开科技力量。卫星遥感等技术的应用能够大大提升理赔结果精准度、可信度，确保查勘损失面积真实、查勘损失程度精准、查勘过程有据可循，让农户更加认可定损结果、更快收到赔偿资金，有效提升农户防范应对重大灾害的能力。瑞士再保险亚洲区农业再保险负责人何兴龙预测，运用科技手段降本增效、向更精细的专业化经营转型，将是农险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此外，在民生保障方面，保险业不仅通过各类人身保险产品保障脱贫人口的人身风险，还能够通过保险资金投资民生工程项目助推防贫防返贫。以广西开展的“防贫保”保险业务为例，数据显示，截至去年9月末，广西已有55个县区实现“防贫保”业务落地,共计为8.98万户54.05万脱贫人口提供风险保障210.53亿元。保险机构通过为脱贫户因灾、因意外、因病返贫提供一揽子综合防贫保障，有力支持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记者杨然）